一封遺書和一份100萬的意外賠償，是于熊為自己的非洲之行做的最壞打算。“絕對能賺錢”是非洲對謝翱最強烈的誘惑，他要來這里賺夠裝修房子的錢。而王濤則把“到非洲去”視作自己人到中年的一次重新開始。
在被“淘金客”們稱為“價值洼地”的非洲大陸上，正生活著200萬遠離故土的中國人。他們在這片土地上，尋找著財富，也經歷著困頓與險境。
非洲常與“貧瘠”聯系在一起，但優越感在這里并不會持續太久。有人曾想改變這里，最后發現，自己也被這里的文化所改變；有人用“熬”形容在這里淘金的過程，熬過去的人把這里視為“第二故鄉”。
謝翱和他的“主播”們
馬立云和當地同事
“逃”往非洲
上飛機前，于熊在奶奶的箱子底下留了一封遺書。信里面交代著，如果自己出事了，公司賠償的100萬要怎么花。
2016年3月27日，北京仍在早春的寒冷中，裹著毛線外套、穿著秋褲的于熊登上了飛往尼日利亞的航班。相隔7個時區，飛行20小時，在埃塞俄比亞轉機一次，這是于熊第一次出國。
而7個月前，來自湖北的謝翱也是從“烏泱泱全是中國人”的埃塞俄比亞轉機到盧旺達。埃塞爾比亞是中國飛往非洲的幾個主要中轉地之一。謝翱從上海出發時，手里費勁拎著兩個大書包和一個手提包——這是謝翱第一次坐飛機，他以為機場的手推車要收費，沒敢用。
去非洲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“意外”。正常的生活偏軌了，他們想為自己尋求新的出路。
輾轉在河南、湖南、福建、安徽和山東，1989年出生的謝翱初中畢業以后就開始各地打工，工作大多與售賣床墊相關。
2014年，謝翱把結婚提上日程，他借錢準備好婚房，然而女方家長提出的20萬彩禮錢卻最終讓這場婚事告吹，女孩和他分了手。
那之后，他腦子里每天想的就是掙錢，他想湊夠給婚房裝修的錢。靠賣床墊以及兼職淘寶刷單，謝翱一個月能掙到15000元。但這對他來說還是不夠，失敗的感情經歷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他錢的重要性。在他看來，打工只是積累經驗，永遠無法積累財富，只有財富才能突破生活的限制。
“國內一年掙十萬，盧旺達月入十萬”，謝翱被在盧旺達做二手服裝生意的朋友說動，他辭掉國內的工作，前往朋友口中“絕對能賺錢”的非洲。
而對于于熊來說，去非洲更像是一次“絕處求生”。2012年大學畢業在老家水利局工作3年后，于熊去了上海設計院的一家分公司。設計院的工作安逸清閑，于熊盼著能早點結婚，過上陪妻子買菜做飯的平常日子。
變故在2015年初，于熊的父親和爺爺相繼得了癌癥，治療費用消耗著于熊工作三年的積蓄，缺錢是28歲的他最大的人生難題。也是在那時，單位有了一個外派非洲的機會，年薪超過30萬。
掙錢，擺脫在國內的困境，成了于熊和謝翱前往非洲大陸的唯一驅動力。
他們對那片土地并不了解，謝翱曾以為非洲全是沙漠，出門都要帶槍，野生動物滿屋子竄，他說自己“就這么一抹黑去了”。他們都沒想到過，自己將會獲得怎樣的機遇，又會經歷怎樣的兇險。
據《世界華商發展報告2018》，如于熊和謝翱者眾多，非洲華商在行業上高度集中，他們大部分從事著資本和技術程度較低，利潤率也較低的餐飲、貿易、輕工業等行業，目前已有近200萬中國人在非洲大陸上生活。
當地華人一起過春節
“尷尬”的關系
從飛機降落那一刻開始，不適就跟著來了。
于熊辦理入境手續時遭遇了“敲詐”。他在白人后面排隊，白人順利通過，排到他時“阻撓”開始，裝作聽不懂英語并沒有幫助于熊應付過去。20分鐘后他放棄了，主動交了100元人民幣。這只是和當地人打交道的“第一課”。
工人的懶散直到現在都能把謝翱氣得抓狂。要求切割尺寸為50cm的木塊，全部被當地工人切成5cm，他們卻“嘿嘿”一笑帶過。機器永遠不會在下雨前被搬到屋子里，工人們總是雨點落下后才動手，“我們自己的文化里有真正的勤勞。可是這里幾乎沒有。”
生活方式上的沖擊更大，國內村民打架無非是刀棍，而當地兩個村為爭奪水源地，拿著幾十把槍對射，十幾條人命瞬間沒有了。于熊的項目附近曾是食人族部落所在地，他甚至見過菜市場案板上擺著人的胳膊公開買賣，后來他才知道，在當地人死了之后，是可以把身體賣掉的，這和喜不喜歡吃肉沒關系，而是源于對傳統巫醫的信仰——人的軀體，在當地人看來，尤其女性的生殖器官和血是可以改變人的命運和靈魂的。
于熊對自己當初的選擇越來越懷疑，很多時候，他覺得自己要再“熬”一下。
張洪博和于熊同是80后，他在2007年就來到非洲，在國企做工程項目管理，進行道路建設、供水排污、礦業開發這一類的基礎設施建設。
非洲的娛樂設施本就單調，網絡信號也不好，有時語音通話都是問題。張洪博甚至要在沒水、沒電、沒信號的“三無地區”住上一年半載，1個多月聯系不上家人，40度的高溫幾乎貫穿全年。
當地人的一些陋習也讓張洪博受不了，“家里邊有人去世”是請假的常用理由，遲到更是頻繁，屢禁不止的偷盜讓他難以忍受。
但觀念的改變也在一點點發生，當地人不愿意為了錢加班這一點尤其觸動了張洪博。節假日是當地人享受跟家人相聚的時間，周末的雙倍工資毫無吸引力，他們認為如果掙錢妨礙了和家人在一起，那便得不償失。張洪博前不久向公司提出了申請，這個項目完了之后回國，打算在公司總部工作一段時間，多陪陪家里人。
張洪博的同事馬立云對此也深有同感，她在非洲見到了傳說中的原始部族辛巴人，也叫紅泥人，這個部落維持著500年前的生活方式，終年裸露上身，用紅土混合黃油涂抹在皮膚和頭發上，而且拒絕政府提供的現代生活。
嚴格的國家勞動法給她負責的行政工作帶來了不小的挑戰，工人結束合同要根據對方工作時長提前一星期或一個月通知，開除工人要經過繁瑣的聽證程序，并且對方要有重大的錯誤才可以，由此造成的矛盾她需要不斷地給中國工長做工作，讓他們了解并適應當地的法律，不能延續國內的工作習慣。
“你們要死了，一定要在墓碑寫上‘工作至死’。”當地朋友時常這樣打趣中國人。相比中國人，他們要求“pay weekend”，不愿意加班，拿到工資他們要有陪家人購物的時間。慢慢的馬立云也理解了這種享受生活的態度，她的想法也在發生著變化：“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，生活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工作。”
在非洲，也有中國人用更加“融合”的方式進行管理。2008年，還在服役的王濤曾被派到西非利比亞執行維和任務，8個月的經歷讓他感受到了當地物資的匱乏，特別是農產品，幾乎三餐離不開土豆。回國退伍后，他把南非作為自己人生的下一站，在南非的小型農場嘗試成功后，他在納米比亞穩定了下來。
當過兵的王濤在對當地工人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。“工作時候要勤奮，休息的時候再休息。”每周一的講評會都是王濤的動員大會，表揚、現場發獎金、激勵具象化呈現，工人們都很拼，開農場的兩年間，他們的關系都還不錯，“懶散的有，樸實的也有。”
收獲
熬過最初對生活的適應期后，更大的挑戰還是來自工作。
清貨、擺機器、生產、組裝床墊，2015年7月15日抵達盧旺達后，謝翱便迅速投入工作。兩個月后，他的第一家店面正式營業。但生產出的床墊卻根本賣不動，堆墻角的材料開始生銹，手里的錢也越來越少。謝翱嚴格限定了自己的生活費，每個月不超過300元。
盧旺達當地市場上售賣的通常是價格便宜的海綿墊，而謝翱生產的彈簧墊，雖然品質更好，但價格也更高，市場并不好。他有點待不下去了，在糾結中兩次返回國內嘗試別的生意，最終都以失敗告終，他只能再咬牙出來試試。
回到盧旺達后，和一位華人朋友的飯局為他打開了局面，經這位朋友介紹，他終于賣出了17個床墊，這是他在盧旺達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3年之后，謝翱擁有了自己的床墊工廠和一家小酒吧，做床墊生意兩個星期掙到的錢，是以前他打工2年才能掙到的。他甚至開了一家傳媒公司，把國內火爆的網絡直播也帶到了非洲。
第一次坐在鏡頭前，謝翱有些緊張、拘束，一場直播結束，網費花了近200元，收益卻僅有2塊。4個月后，一場直播的收入已經有400元。當然，直播的“主角”還是非洲當地人。他在自己的床墊廠張貼招聘“主播”的啟事，一個月300塊人民幣的工資吸引來了8個人，經過面試挑選，“老王”、“三媽”、“馬學友”成了謝翱手下的藝人。
主播們的中文還不錯，能跟著節奏哼唱“紙短情長，道不盡漣漪，我的故事都是關于你呀”這樣的中文歌，時不時的還能對打賞“禮物”的觀眾說上一句“感謝XX哥”。
有時候，謝翱也會走進非洲的尋常百姓人家，墻壁裂縫的小泥屋里面，地面坑坑洼洼，飯桌就是鋪在泥巴地上的一塊草席，一大碗米飯里只擱著一塊六分之一碗口大小的牛肉，屏幕里彈出了粉絲們的感慨。
拍攝結束，謝翱給這一家人留下了50元人民幣，這是這家人一個月的房租。一個在國內和謝翱開過店的合作伙伴看到直播后，給謝翱發來了想到盧旺達發展的消息。“他們排著隊地想來！”說起這個，謝翱有點得意。
初到尼日利亞的時候，于熊的工作強度遠勝國內的朝九晚五。每天6點爬起來開始一天的工作，晚上加班到11點是常態。寫不完的郵件，看不完的報表，見不完的業主、承包商、供應商，還有開不完的會。
于熊挺過了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如陀螺一般的生活，“我當時目標很明確，我是來賺錢的，苦和累無所謂，被人刁難我也無所謂”。
于熊給自己的期限是5年。在2017年之前，他在尼日利亞做自來水廠的項目經理。后來他來到坦桑尼亞做陶瓷廠生意，從項目經理到原料采購經理再到總經理助理，生活舒服了許多。不用加班，還有周末可以休息，晚上他喜歡到海邊喝一杯酒，或者去咖啡館看書。今年年初，他在公司入股120萬，股權能兌換600萬到800萬，而代價是5年之后才能離職。于熊終于看到了財務自由的希望。
相比物質上的收獲，對于待了一年半的尼日利亞，于熊另一重感受來自于對生死的感悟，“拋開生死之后，很多東西你就會看的比較淡，自己好像開始算是活明白了。”
關于生死的那件事發生在2017年初。夜里11點，于熊和發高燒的工作伙伴借用了政府的車，要連夜趕回700公里之外的尼日利亞拉各斯。路過一個村莊時，樹樁和零散的釘子擋住了他們的去路，在停下來的那一刻，沖出來5個人，其中一個人拿著獵槍，直指于熊的腦袋。
開著政府的車幫助他們逃過一劫，對方有所顧忌，拿了7000塊錢走了。槍從自己腦袋上拿開的一刻，于熊癱在座位上。
王濤的蔬菜生意做的也不錯，納米比亞每年要從南非進口二十萬噸果蔬類產品，這里本身具備種植的土壤基礎，但當地人沒有基本的種植技術，育苗、栽培、管理幾乎都不懂，土地大量閑置，當地政府很歡迎去發展農業。
500畝地，11個中國員工，70個當地工人，王濤用2年時間，把農場發展到了目前的規模。王濤確定了“以公司帶農戶”的模式，他負責搞定基礎設施建設，把土地承包給中國人，每一戶中國人帶10到15個工人運營自己的承包地，產品由王濤負責銷售。
華人華僑、中資企業、大型超市是主要的買家。銷量最好的蔬菜青椒和洋蔥幾乎每天都要不間斷的出貨，一年有將近1000萬的銷售額。王濤計劃明年擴展到2000畝，他對納米比亞的農產品市場非常看好，供給一直跟不上需求，他從不擔心產品積壓問題，產量不夠反倒經常困擾他。
張洪博參與的供水項目
改變與交融
在盧旺達的幾年，謝翱見證了這里的“中國印跡”越來越重， 2016年中國人開的第一家KTV正式營業，很快四五家KTV跟著做起來了。后來又相繼出現了幾家中國人開的超市，超市里辣條的銷量非常可觀，17塊人民幣一包，很快銷售一空。還有薯片這類零食也出現了，當然價格同樣高了兩三倍。
不只是收獲利益，謝翱也想留給非洲大陸一些東西。他會把一些廢舊的床墊和肥皂之類的生活用品送給當地人，換來的是鞠躬甚至哭泣的感激，這是他在國內奔波10年來沒有感受過的“成就感”。謝翱還花16萬買了一塊工業用地，打算在這里建一所學校，他把這個解讀為一種樹立聲望的需要。
最早到非洲的張洪博，10年間看著這里越來越多的資本和企業涌入。2007年的時候中資企業還不多，2010年以后，央企，國企之外，省級和民營企業都開始聚集。2007年之前公司簽的項目中，2000萬美元的合同額就是大項目，現在五六千萬的項目都非常多，有的項目能達到兩億多美元。
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，截止到2017年底，中國對非各類投資存量超過1000億美元，幾乎遍布非洲每一個國家。2017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31億美元，是2003年的近40倍。
為了不讓當地人產生一種中國人就是過來搶奪他們資源的心態，每完成一個項目，張洪博施工隊的板房都會留給當地人作為校舍使用，或者利用現場的一些材料給他們建房子、修學校，偶爾還會參加鎮上的垃圾清理活動。
在一次建設項目中，張洪博體會到了當地人的樸實。2011年，他參與為塞內加爾首都500多公里外的鄉村修建水塔，通過水泵將地下水抽到水塔上面，再設管道延伸到周邊相隔十幾公里的村莊。當地沒有供水設施，以往的飲用水，都是要挖很深的土井，吊水桶下去打水。
水塔竣工后，當地幾十年來第一次有了自來水，張洪博看著附近村的幾十個人都跑過來，大人小孩圍著水塔載歌載舞。張洪博走之前，村民送來了幾只雞和雞蛋，這已經是當地人最寶貴的東西。
兩個大陸的人群，相處起來原本有些隔閡，于熊在尼日利亞工作的時候，住在公司提供的六層宿舍樓里，樓里少見當地人，有的也只是司機、保姆、廚師這類服務人員，他們大多住在拐角的小屋子里。
于熊嘗試融入這里，他把更多時間花在了與當地人的相處上。他走進當地人的生活，和他們一起穿花花綠綠的衣服，甚至脫光了，內褲都不穿，在身體上抹上亂七八糟的顏料，披個袍子跟他們一起跳舞。吃當地人的飯，喝當地直接從樹上流下來的稀奇古怪的飲料。
“從一個發展很好的國家，到一個貧瘠的地方”，這種優越感在張洪博到非洲后很快就消失殆盡，他曾想去改變些什么，但最后發現效果有限，“我們更多的是在基礎設施和他們的生活條件上有一些推動，但對他們的文化很難有什么影響。”
去與留是每個非洲“淘金客”都要面對的問題，回國還是很多人最終的打算。但謝翱把非洲定義為一個“只要勤奮努力，就能掙到錢的地方”。
運送蔬菜的車一趟一趟來回，王濤的蔬菜大棚還想搭到安哥拉去；于熊又一次調動了工作崗位；謝翱早已賺夠了裝修房子的錢，他還想著建學校、開旅店。他們仍在這片“價值洼地”上挖掘著。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：北青深一度（ID：bqshenyidu），作者：梁婷、張雅麗，編輯：劉汨、宋建華（文中于熊為化名）。